孙文昭的随身遗物是在尸体从泥胎中取出之后由洛阳府衙差役清理出来的。

东西不多，一只半旧的蓝布包袱、一方已经干裂的砚台、几枚散落的碎银和一枚私印，还有一本用油纸包了几层的手抄册子。

册子的封皮是深蓝色的粗棉布，已经磨损得起了毛边，但封面上用细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字——《贞观玉牒节要》。

狄仁杰在洛阳府衙的值房里将那只包袱中的物品逐一查看过后，最后才拿起那本册子。

油纸包得严实，边角处用细麻线缠了两道，像是不想让册子受潮。他解开细麻线、将油纸层层揭开的时候，册子的纸页间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旧纸和干墨的气息。

他翻开册子的封皮。《贞观玉牒节要》是一本手抄本，内容是从贞观年间的皇室玉牒和世系记录中摘录出来的节要，原稿应当藏于宫中秘档，孙文昭在礼部祠祭司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这类文本的抄本或摘录。

册子中的内容以编年方式排列，记录了太宗朝主要的宗室更替、册封、废立事件。

狄仁杰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纸质已经泛黄，字迹虽然端正但略有些密，是抄录者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压缩内容的写法。

他的目光翻到册子中段时停了下来，那一页的边缘处用朱笔圈出了一段文字，圈痕的颜色还保持着朱砂特有的鲜亮，与周围泛黄的纸面形成鲜明对比。

被圈出的那段文字写的是贞观十七年的事件："废太子承乾，改立晋王治。

"这是太宗李世民当年废黜太子李承乾、改立李治为皇储的记录。那道朱笔的圈痕画得很规整，绕着整段文字的边缘走了一圈，像是孙文昭在抄录时将这段文字反复读过之后，慎重地做了标记。

朱笔圈痕的下方，还有一行字迹更小的注解，像是孙文昭事后重新翻回这一页时用极细的笔尖添上的。

那行注解的字比正文字更紧更密，在灯光下需要凑近一些才能看清："玉玺所系，非止一朝。

"狄仁杰的指尖在那行注解上停了一瞬。"玉玺所系，非止一朝"——这句话的意思是，玉玺的传承或者意义并不仅限于眼下这一个朝代。

它牵连到更早的时段，更早的事件。孙文昭在读到太宗改立太子的记录时注下了这句话，说明他在这段历史与玉玺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他知道传国玉玺的施用记录不仅仅是大典中的一道流程，还可能涉及皇位传承的合法性证明。

而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废承乾、立李治那件事中，玉玺作为册封仪典上的核心器物，它的施用记录和保存状态也许就藏着一些与"正朔"相关的信息。

太宗本人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晚年曾秘密组织史官整理那批关于"玉玺流变"的真实记录，也就是贺知章后来提到的《玺书》。

那批记录后来被封入了昭陵，而孙文昭在礼部祠祭司任职期间接触到了与这批记录相关的旁证材料。

他在那卷旁证材料中看到了与太宗改立太子这一事件相关联的信息，于是将那道朱笔圈痕和"玉玺所系非止一朝"的注解写在了册子的边缘。

狄仁杰将册子合上，重新用油纸包好，放进了一只干净的木匣中。他坐在灯下想了一会儿：孙文昭调阅了与传国玉玺施用记录相关的卷宗，看到了与太宗改立太子这一事件有关的信息，然后在册子边缘写下了那句注解。

不久之后他便被人从长安带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嵌入了泥胎中。他看过的那些信息——那批被他红笔圈出和注解过的内容——大约也随着他的死被一同封入了泥胎里，只留下这本手抄册子作为他生前最后一道带着朱笔痕迹的遗物。

而那道朱笔圈痕和"玉玺所系非止一朝"的注解，像是孙文昭在被人带走之前留在纸面上的最后一道标记，等着后来者顺着那道标记往回走，找到他曾经翻开过的那卷卷宗的所在。

狄仁杰将木匣的盖子合拢，起身走到窗边。洛阳的夜色比长安更沉一些，窗外的街面上已经安静下来了，只剩远处传来一两声模糊的犬吠和更夫在巷口走过的梆子声。

他望着窗外夜色中龙门石窟方向隐约的山影，心里想着那行朱笔标注和那卷他已经锁进盒中的油布残片，想着孙文昭在被人从长安带走之前正在读的那些纸页上写过的"玉玺所系非止一朝"这句话。

他知道那道朱笔圈痕，是一道指向更早时期方向的路标。

孙文昭的随身遗物是在尸体从泥胎中取出之后由洛阳府衙差役清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