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安全屋，上午九点。

晨间会议的后续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陈烬在与阿九和周墨进行着高频次的加密通讯，刘、王两位检察官在另一间临时布置的保密通讯室里，通过多重加密线路，向国内传递着刚刚获取的关于“人性清除计划”的骇人信息。陆沉舟在两位检察官的轮流看守下，回到他被限制活动的房间，被要求继续回忆任何与谢明远、“隐门”、银行相关的细节，哪怕是最微小的碎片。

林晚没有离开书房。她独自一人，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前摊开着秦知遥发来的、关于父亲林国栋与“隐门”关联的详细资料，但她的目光并没有聚焦在那些文字上。她的指尖冰凉，心脏以一种沉重而缓慢的节奏跳动着，仿佛被浸在冰水里，每一次搏动都带来刺骨的寒意和一种近乎窒息的滞闷。

父亲曾是“潜在执棋人”，因反对“清除计划”而被清理——这个认知已经足够残酷。但陆沉舟在晨会时提到的另一句话，像一根淬毒的冰锥，在她脑中反复穿刺，带来更深层的、令人绝望的联想：

“他说……那起污染事件，本来是一次‘绝佳的、可控的、区域性低效基因库自然筛选实验机会’……”

“区域性低效基因库自然筛选实验”……

这个冰冷、非人、将活生生的、受灾的村民视为“实验样本”和“基因库筛选”的词汇，从谢明远口中说出，是那个疯子扭曲世界观的自然体现。但这句话里，还有一个更关键、也更让她不寒而栗的词语——“可控的”。

一场导致数百人伤亡、新生儿畸形的重大工业污染泄露事故，是“意外”，也可能是“人祸”，但在谢明远眼中，它首先是“可控的”。谁控制？如何控制？控制什么？

控制泄露的规模？控制影响的范围？控制舆论的走向？还是……控制“筛选”的结果？

一个可怕的想法，不受控制地从她心底最黑暗的角落里浮现，带着铁锈般的血腥气。

林家，当年在那起事件中，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父亲林国栋的“愚蠢的良心发作”和“对舆论的过度恐惧”，浪费了“宝贵的实验数据”，差点“暴露了更多东西”……谢明远这些充满鄙夷的评价，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更具体、更肮脏的真相？

仅仅是事后掩盖吗？还是……在事件发生前，甚至发生过程中，就有所参与，有所“配合”？

“清道夫”。

这个充满污秽和暴力的词语，毫无预兆地撞进她的脑海。

母亲笔记中，似乎从未明确提及林家在那起污染事件中的具体行为。但有一些零散的记录，此刻在“清道夫”这个可怕视角的串联下，开始散发出不祥的意味。

笔记中提到，林国栋在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曾多次前往东南亚某国考察和洽谈业务，与当地政商界人士过从甚密。其中有一个被简称为“K先生”的神秘中间人，频繁出现。母亲用红笔在“K先生”旁边标注“身份不明，疑与‘门’有关，警惕”。

笔记中还提到，林氏集团在2003年左右，突然获得了一笔来自“欧洲匿名投资基金”的巨额注资，条件极为优厚，但资金来源成谜。父亲当时对此讳莫如深，只说是“战略投资者的信任”。母亲私下调查，发现这笔资金通过多层离岸公司中转，最终来源地指向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某些私人银行，其中似乎就有“阿尔卑斯守护者银行”的影子。她曾质问父亲，父亲勃然大怒，两人爆发激烈争吵，之后父亲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情绪极度低落，甚至出现短暂的记忆模糊和口齿不清（母亲怀疑与谢明远提供的“安神补剂”有关）。

还有，在污染事件爆发前大约三个月，林国栋曾短暂地、秘密地去过一次欧洲，行程不明。回来后，他显得心事重重，有一次醉酒后对母亲喃喃自语：“有些钱，沾了血，就再也洗不干净了……清如，我害怕……”母亲追问，他却惊醒过来，矢口否认，只说是生意压力大。

以及，在污染事件发生后，林氏集团的反应虽然表面上看是标准的企业危机公关（道歉、赔偿、配合调查），但母亲曾记录，父亲在私下与几位核心高管开会时，下达过一些奇怪的指令，比如“严格控制赔偿范围和标准，尤其是对特定家庭”、“密切关注当地几家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的动向，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规手段’让他们闭嘴”、“与K先生保持沟通，确保‘善后’工作顺利”。当时母亲以为只是商业上的冷酷和规避更大损失，现在想来……

“清道夫”。

林晚猛地站起身，在书房里急促地踱步，仿佛想甩掉脑中那令人作呕的联想，但那些碎片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残酷地拼凑在一起。

“隐门”的“执棋人”们，需要有人来处理那些不方便亲自出手的“脏活”。那些被“清除计划”瞄准的“不稳定因子”，尤其是那些位于“低效基因库”（贫困、边缘化社区）的群体，如何“自然”地、“意外”地、不引人注目地被“筛选”掉？也许，一次看似偶然的工业事故，一次恰到好处的“意外”，就是最“完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