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出现后，先生深感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的妻子投身文化事业，去负责电影拍摄工作。

让家家户户有电视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还难以实现。

但让村村通上大喇叭，集中力量办，还是有可能的。

可只有声音，没有画面，宣传效果终究差了一层。

于是，先生想到了电影。

电影集视听于一体，既能对内开启民智，又能对外塑造形象、输出文化的强大工具。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电影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但整体上是百姓喜闻乐见，且立场、价值观是端正的。

那时的电影，屁股是坐得正的。

后来为何会走样，原因复杂，在此不做深究。

但如何从“喜闻乐见”滑向“人厌狗嫌”，倒能说上一二。

归根结底，很多时候源于一种“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惰性思维。

于是，电影创作变得刻板、僵化。

人物彻底脸谱化，反派必定穷凶极恶，毫无人性。

正派则必须是完美无瑕的圣人，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

正邪对决，必定是正义一方以绝对优势一招制敌。